中國人生活在政治宣傳無孔不入的世界裡。近年來，中國官方的宣傳口徑對忠誠度的要求以及對「不和諧」聲音壓制的力度，在世界範圍內可謂數一數二。在很多人看來，宣傳一不真實，二不理智，因而不值得研究和推敲。然而，儘管互聯網和社群媒體飛速發展，沒有無孔不入的政治宣傳的中國，仍然是難以想像的。實際上，藉助網路等現代化的傳播工具，政治宣傳傳播甚至更加高效，更加無法抗拒。

如何看待中國的政治宣傳，耶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何若書(Denise Y. Ho)近期出版的《策展革命：毛澤東年代的政治陳列》(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一書可以為人們打開一個大大的窗口。一般人對宣傳的認識，首先來自於那些被命名為「黨的喉舌」的宣傳工具：報紙、廣播、電視、電影等。不過，《策展革命：毛澤東年代的政治陳列》（以下簡稱《策展革命》）告訴人們，我們周圍世界被刻意擺置和構造的環境，實際上都是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

《策展革命》選取了毛澤東時代在上海出現的六個案例，來說明宣傳的無遠弗屆：中共「一大」會址的展覽設計；上海蕃瓜弄棚戶區「工人新村」的建設；五六十年代的「紅領巾」接受的「愛科學、破迷信」教育；文革前的階級教育展覽；文革時期紅衛兵的「功勛」展覽；上海博物館在文革「破四舊」時保護文物。

從表面上看，尤其是對沒有親歷過毛時代的人來說，《策展革命》講述的歷史與當下的現實相隔甚遠。但實際上，幾乎任何一個50歲以上的中國人都在半個世紀前直接受到了毛時代政治宣傳的「洗禮」。如今，正是這些受洗一代中的部分人在中國各個領導層掌握著主要權力，他們所做的種種對中國有著即時或長遠影響的決策的根據，有許多也正來源於他們自兒時以來通過宣傳而被過濾和傳輸的政治經驗和思維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講，儘管《策展革命》集中展現的是毛時代的政治宣傳，但書中案例所描繪的宣傳卻依然活在當下的中國社會。這一點，從正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的「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大型展覽」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政治宣傳是如何蔓延到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的？就我與那些親身經歷過毛時代的前輩交談所得出的結論而言，我發現，在個人層面，人們對宣傳的就範大概有兩種途徑：一是「教育」——一種自外而內灌輸的代名詞，這其中包括同齡人之間的相互影響；二是威權，即在政治運動的高壓下自我反省並調整言行的生存機制。

《策展革命》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則是以上兩點的結合——儀式。作者發現，政治宣傳並沒有在一夜之間就佔領了公共領域並滲透到所有私人領域，而是通過不斷地重複——一次次運動、一個個展覽——將宣傳內容進行布展而後將參觀儀式化，這當中既包括教育的引導，也包括威權的強迫。當參觀宣傳展覽成為了一種儀式，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家庭背景的人們就被吸納進同一個政治宣傳的機器中，在涉及政治和革命等問題上，人們的情感、語言和思維逐漸趨同，由此產生出了這個機器的合格產品：對工人階級和貧農的憐憫、對地主和資本家的敵視、對「舊社會」的仇恨以及對「新社會」的珍惜。

相對而言，展覽是最可從形式擺脫枯燥的政治宣傳方式之一。因為展覽中的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物件，往往可以成為最有信服力的證據，如《策展革命》所舉案例中階級教育展覽上「舊社會」農民後背的傷疤，上海蕃瓜弄棚戶區與工人新村的顯著對比等等。

但是，即便如此，作者還是從記錄檔案細節裡，發現了與政治宣傳的主調不和諧的蛛絲馬跡。例如，在60年代中期文革前的「階展」中，有些參觀者在看到實業家榮宗敬被沒收的金飾品時，並沒有出現政治宣傳機器所要求的對資產階級的憤慨。檔案顯示，紅衛兵在參展者反饋中驚奇地看到了「多麼好看，多麼好看」的感嘆。

正是通過對當年參觀者反饋記錄的分析，《策展革命》展現了毛時代政治宣傳的局限。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毛時代的宣傳可謂排山倒海，容不得一絲反抗。然而，在60年代初期的「愛科學、破迷信」運動，卻是一個相對失敗的政治宣傳。作者通過查閱檔案發現，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小學生在接受「教育」後，寫出了讓人哭笑不得的觀後感。比如，有一個小學生這樣「概括」他的收穫：「毛主席教導我們好好學習，上帝也讓我們好好學習。」

所謂「迷信」，實際上是民間宗教的體現，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作者指出，「愛科學，破迷信」宣傳中的所謂「科學」，並不是一套可以活學活用的思考方法和行為遵循，只是一套供學生死記硬背的教條，因而不具有替代那些充滿著妖魔鬼怪的「迷信」的功用。

除了展現政治宣傳在參觀者反饋記錄中顯露的局限性，作者還參考了很多寶貴的一手資料（由於新的官方限制，本書參考的部分檔案已不再對外公開），重現了昔日策展過程，通過對政治宣傳細節的把握，提煉出中國政治宣傳的某些特點。

蕃瓜弄在民國時期是上海最落後的地區之一，以棚戶區而臭名遠揚。1963年，數十棟5層樓房在蕃瓜弄拔地而起，作為城市最窮困階層的棚戶區居民於第二年搬進了工人新村。政治宣傳當然不能放過這一策展的機會。為了把工人新村打造成一個政治宣傳課堂，幾座棚戶被當作課堂的背景而特意保留下來。對那些絡繹不絕的參觀者來說，還有什麼比樓房與棚戶的鮮明對比更能說明「新社會」的優越性與「舊社會」的黑暗呢。

可是，正像作者所展現的一樣，無論蕃瓜弄裡面的條件如何好，實際上即便是「新社會」的工人也沒有幾個真正可以住進蕃瓜弄一樣的「工人新村」，而蕃瓜弄舊時的棚戶並不能代表「舊社會」的常態。換句話說，蕃瓜弄「工人新村」所呈現的毛澤東時代工人生活質量的提高，根本不具有代表性。

頗具諷刺的是，《策展革命》的作者通過跟進調查發現，在最近30多年，上海處于飛速發展期，此時蕃瓜弄的5層樓房與周邊的高樓大廈相比，已經顯得破舊不堪。由於蕃瓜弄曾經作為一個實物展品被策展，成為政治宣傳的重要內容，那麼，此時蕃瓜弄的破敗就為政治宣傳提出了尖銳的挑戰：昔日「新社會」的工人新村，已然現代「棚戶區」（蕃瓜弄的居民僅在幾年前才得以搬遷），政治宣傳又該如何言說作為策展實物的蕃瓜弄呢？

由此可見，成為政治宣傳犧牲品的不只有蕃瓜弄的居民，更有歷史的真相。1921年，當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時，年輕的毛澤東還不是黨內的核心人物。然而，在50年代策展中共「一大」會址時，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已是至高無上：政治宣傳的需要與歷史的真相發生了不可協調的衝突。相關檔案顯示，參與策展的黨史專家最初堅持「黨史研究必須尊重史實」，但迫於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的壓力，他們不得不把毛澤東擺在「一大」的核心位置。文革爆發後，「一大」會址便成了毛澤東步入「神壇」的踏腳石之一。

有趣的是，外國訪客曾在著作中提到，展覽的解說員在回答一些關於「一大」的具體問題時，如共產國際代表的名字和未被提及姓名的參會代表的名字，經常表示不清楚，顯得毫無準備……然而，《策展革命》的作者在檔案中發現，展覽解說員在當時的含糊其辭是有意為之，原因是不在「外賓」面前直接說謊。

這種 「內外有別」、「對內不對外」的宣傳手法，在今天對一些歷史事件的宣傳中也依然常見。比如，提起已經成為人們談資的「梁家河大學問」，就難免使人聯想到中共「一大」的策展。2015年，作為總書記的習近平回到青年時期曾經插隊七年的陝西梁家河，有感而發其梁家河的經歷中有「大學問」。此言一出，陝西立刻出現了以「梁家河大學問」為主題的各種策展活動，梁家河成了紅色旅遊景點。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的事實並不為假，但其重要性和意義正是通過策展而得以誇大。

政治宣傳的內容充滿了矛盾和衝突，但其立場卻永遠是正確的。《策展革命》的最後一章講述了一場圍繞政治宣傳而展開的鮮為人知的爭端。文革初期，紅衛兵在「破四舊」運動中，企圖毀掉上海博物館內的文物。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冒著被紅衛兵打倒的危險，藉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其他理論，指出文物在革命運動中的重要性，最終成功說服了來勢洶洶的紅衛兵。其實，這場爭端的緣由不外乎是當政治宣傳所依據的偉大領袖自己的言說之間彼此矛盾的時候，人們該怎麼做：是相應造反的號召，還是遵守保護國家文物的指示。

說到這裡，我也想起我的祖父在文革中的一次遭遇。據他講，在一次批鬥會上，一個紅衛兵抓住他問道：「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一分為二？」顯然，如果回答「能」，則意味著毛澤東思想可以從反面加以批判，那麼就是對偉大領袖的挑戰，難道你比領袖還高明；如果回答「不能」，則違背了毛澤東語錄中所說的「事情總是一分為二」的「真理」，同樣也是對偉大領袖的大不敬。自然，祖父回答的「能」，換來的是紅衛兵的暴力相加。

政治宣傳並不糾纏於前後不一、內外矛盾和邏輯衝突，而是永遠將當下的言說定為正宗，並由這個正宗來製造和諧。政治宣傳的殘酷性在於，它永遠都不需要對當下的「正確」進行解釋。而宣傳的接受者卻要克服種種人性和邏輯的障礙，在不同版本的「正確」中苦苦選擇、掙扎、解脫，最終成為犧牲品或受益者。過往的政治宣傳，其再殘酷，帶給後來人們的也只是恐怖的記憶而已，其作用就是以這種記憶約束當下的行為。

從這個意義上講，《策展革命》所注重的，正是作為個體的人與政治宣傳進行互動及其結果。從蕃瓜弄的居民到「一大」會址的黨史專家，從布置「功勛」展覽的紅衛兵到受過「愛科學，破迷信」教育的少先隊員，書中的許多個體與政治宣傳所產生的碰撞後果，在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依然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