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的同一天，中国女权活动家吕频和她的同伴在纽约正式注册了“中国女权”组织(Chinese Feminism Collective)。经过大半年的筹备，吕频说，“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在中国国内持续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为民间女权活动开拓新的联结和支持。”

一天后，中国女权组织在美国已开始行动了。20多位中国女权主义者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生活的地方来到华盛顿，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 on Washington)。吕频从纽约州奥尔巴尼市(Albany)坐早班飞机到达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在路上，她打开手机，在一个微信群里写道：“从机场进城的地铁被女权主义者包了。”此时数百人正在迅速涌入这个刚刚建立的名为“和全世界的女人一起散步”的微信群，在美国的中国女权主义者用图片、文字、短视频即时向中国播报华盛顿女性游行的实况，和她们一起参加这场女性大游行。

这是吕频被迫滞留美国之后所开展的女权活动之一。2015年3月5日，吕频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年会。3月6日和7日，中国警方在北京、广州、杭州拘捕五位女权人士王曼、韦婷婷、郑楚然、李婷婷和武嵘嵘，理由是她们试图组织反对公车性骚扰的活动，是为“女权五姐妹”案。曾经与“女权五姐妹”一起工作的吕频被中国警方认为是“幕后黑手”之一，当年4月，警察也闯入了吕频北京的家。吕频不得不滞留美国。当年7月，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2017年1月起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SUNY Albany)性别研究系硕士课程。

避居美国期间，吕频一边继续关注“女权五姐妹”案，与国内的女权分子保持联系，也同在美国的中国女权人士合作，在海外开辟新的战线。她们在Facebook上建立了名为Free Chinese Feminists的公共主页，其最初的目的是向国际社会播报“女权五姐妹”案件的进展和呼吁救援，随着“女权五姐妹”在2015年4月中旬获释，以及2016年4月案件终结，该公共主页逐渐转向发布中国国内的女权活动，成为英文世界了解中国女权行动的窗口。在线下，通过在纽约的公开讲座和联络，以年轻留学生为主的中国女权社群逐渐聚集在一起，渐渐地，“中国女权”在纽约形成。

吕频1972年出生于中国山东，1994年在山东大学取得中文硕士学位之后，到北京的《中国妇女报》工作，1995年，她参与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报道，那次会议催生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妇女组织的第一波兴盛。2004年吕频从报社辞职成为自由职业者，2009年，吕频创办“女声/女权之声”系列在线独立媒体，随后几年，它发展成为中国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传播与倡导平台。2012年起，她为一群在北京、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城市活动的青年女权主义者提供支持，这些年轻人所组成的网络被称为“青年女权行动派”，她们所发起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光头抗议教育不平等”等公开活动使女权主义的主张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近日，吕频在纽约接受采访，谈论她在美国开展的中国女权运动以及对中国女权的看法。采访经过编辑和删减。

答：2015年“女权五姐妹”案获得全球女权主义者的声援，让我深感女权主义关键词之一“团结”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参加这次游行，有某种回报与回应的含义。虽然我个人微不足道，但若美国女权主义者需要支持，我愿意充一个数。此外，我们还要为这次游行增加全球女权主义的多元性，所以我的朋友们制作了、展示了一些中英双语的标语，例如这样：“我们需要女权的世界首脑”。这既是以全球女权主义应和美国女权主义者，也是向我们自己在国内的社群显示，我们对国际政治可以有怎样的看法。实际上我认为向国内传播这次游行的意义，更大于我们支持了美国人，但传播，目的又是为了组织社群，所以我们很顽强地组织了微信群的互动式直播。行动主义、社群、保持激进，从中国到美国，在不同的环境下，我仍然愿意尝试各种方法去尽量保持这些价值。

答：在我看来，希拉里败选是一次女性的失败，因为美国政治拒绝一个有缺点的女人，却可以接受一个一无是处的男人，选举结果告诉所有人，世界还不到由女人领导的时候，而言语和行动上对女性的污蔑并不会阻止一个男人赢得权力。我认为这何止是令人痛心，简直是可耻。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一些人因此对女权主义幸灾乐祸，一个性骚扰者能当总统难免鼓舞全世界直男癌患者的自信。这是中国女权运动的生存环境因此次选举恶化的角度之一。另外，我们也像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权主义者一样，关注特朗普会不会削弱美国对全球女性发展项目的资助（1月底，刚上台的特朗普总统已下令再次禁止美国政府资助给妇女提供堕胎与认可堕胎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编注），这种资助理应是美国的大国义务，要知道在中国，在境外NGO（非政府组织）管理通过之后，外国政府的资助仍是中国NGO的合法资金来源。最后却最致命的是，特朗普对全球人权责任的拒绝，以及他与俄国和中国政府的暧昧，都意味着中国人权事业腾挪周旋的空间的压缩。我并非是说可以指望外国政府来拯救中国人，我的意思是，当一个新的漠视与压制人权的全球统治轴心联盟——我的一位朋友称之为“直男癌统治联合会”——形成，对各个国家的人权都意味着危机，而已经极度艰难的中国人权将尤甚。若我们的领导人可以无所顾忌，放手整治他的国民，我不认为女性权利能独有自由。

答：这没有一个很好的评估。我偶然来到美国，又意外留在这里。我本是为了开联合国的一个会，那是我第三次来开同一个会，计划两个星期就回去，所带的全部行李不超过5公斤。但政府有一个思路就是找幕后黑手，他们觉得“五姐妹”的幕后黑手是我，当然我也不否认我自己是幕后黑手，我的意思是，我是和她们一起工作的，但不存在谁操控谁。不过政府也许不这么想。所以我就留在了美国，这样对大家都好。这是一个集体的决定。

答：始终是通过互联网联系，每天都和国内以及其他地方的同伴讨论事情。微信不太方便，监控得很厉害，几乎没有任何隐私。我们之前用Telegram，它一度是中国社会运动者必备的沟通工具，如今用WhatsApp多。在美国的工作早期主要是围绕“女权五姐妹”的刑事案，她们虽然很快被释放，但案件到2016年4月才撤销，在那段时间里她们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还受到很多骚扰和限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关注她们和周边朋友的自由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不了解中国女权的人，通过这个案子对中国女权有所了解，知道中国女权非常活跃，而以前中国女权的很多信息没有被传递出去。尤其是接触到了很多留学生，或已经工作了的年轻人，对中国的性别问题有强烈的感触。（我）于是想，如果有条件的话，或许可以在美国做一些在地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就注册了这个组织，叫Chinese Feminism Collective。

答：在美国本土的活动，迄今主要是通过讲座与展览传播中国女权行动主义的理念。2015年9月，当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在纽约合办全球妇女峰会，习近平高调访问美国的时候，我们在联合国大厦附近的一个非盈利画廊里揭幕了名为“走向公共空间——40个改变中国的时刻”的中国青年女权行动图像展，它以视觉化的方式再现了中国青年一代女权者为改造国家而做的创造性的努力。我称这个展览为“平行对话”——在中国官方宣传之外提供给公众的另类信息。此后这个展览持续巡回美国各地，成为一个就中国女权主义探讨和交流的平台。

同时，也与国际上的女权主义者共同活动，比如2016年12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参加了美国、哥伦比亚、伊拉克、阿富汗、印度、索马里、巴勒斯坦、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家的女权主义者共同举行的一个讲座“身体的革命”(Bodies of Revolution)。Facebook公共主页“Free Chinese Feminists”已经成为中国女权主义者参与国际议题的实验性阵地。2016年夏，该公共主页发动100多名中国女权者拍摄照片声援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被性侵女生。当然，这个活动仍有目的扩展中国国内与性侵害有关的辩论，和提高意识。

此外，也初步尝试在美国为中国女权活动筹款，2016年春节的时候在北京地铁发布的反逼婚的广告，4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全部来自众筹，其中在这边也筹了一些。2016年下半年，一个独立的女权戏剧小组开始在纽约聚会，其目的是排练和演出女权话剧《阴道之道》(Our Vaginas, Ourselves)。《阴道之道》最早由一个活跃在北京的青年女权行动团体创演，借鉴美国话剧《阴道独白》(The Vagina Monologues)的模式而尖锐探讨中国的性与性别问题，所到之处，深受欢迎，并曾激起激烈的讨论。纽约版《阴道之道》将是又一层次的新创作。我非常期待能通过它的演出创造新的话题和平台。

答：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大家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朋友会被抓，就因为想在公交车上发一些反性骚扰的招贴？其实，政府比外围的人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运动及其激进性对他们的威胁。这种激进性就在于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和政府以及和既有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你可以通过建言、协商、呼吁改良来倡导，但我们的首要的方式不是这样。我们重在我所说的公民社会路径：凸显问题，引起争议，制造舆论，形成压力，从而“迫使”政府让步，这是区别。与此同时，要让人们思想产生震荡，产生质疑，问“为什么”。通过这个过程，才能引起内在与深刻的变化。有些人也许是无法改变的，但有些人，喜欢问为什么的人，就会去想为什么，可能就会改变。

答：美国不是中国女权的前线。不过，我自己有。我给他们筹款，用的方式是讲我在美国与性有关的经历。当然，我是发在一些比较私密的地方，我现在已经筹够了我的钱，也给他们筹钱了一万多块钱。为啥会选择这种方式呢？大概和我流亡的经历有关。流亡之后，我就被迫停止我的性活动，为什么停止呢？从我的观念出发，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我觉得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我就是告诉别人我在美国与美国人的约会经历，谁觉得有兴趣听，就给我捐钱。

答：“女权五姐妹”案是一个重大挫折，其影响深远，核心的女权行动组织从此开始动辄得咎，甚至被迫地下化。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寒冬当中，女权一支并不能幸免。但是，在公开话语的层面，女权主义的追随者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在2014年到2015年初，中国的女权话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征兆是成千上万的网友自发地参与相关的辩论，并旗帜鲜明地标榜女权的批判性立场。到2016年，颐和酒店女孩被袭击事件，在微博上点击超过一个亿，引起对女性安全的广泛关注。这种逆流而上，十分值得重视，在我看来，这说明女权主义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女人对自由的渴望，并非能被一时压制。身为这社群中的一员，我深为中国的女性自豪，更对年轻一代满怀希望。

答：今天最令许多中国的有识之士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将会怎样，而我们个人、我们的运动的未来却与之捆绑。就公民社会而言，我们曾以为形势已经很糟，没想到还会更糟，未来无可担保。我坚持对中国女人的希望，相信觉醒的女性不会甘于重新睡去，这不仅是基于信仰和祈愿，而是因为我看到围绕女人的权利冲突正是这个国家所依赖的发展模式所造就的，我们的经济既需要女性劳动力的进步，又需要维护对女性的歧视，这种自相矛盾注定了女性权利会成为焦点，而且无法“自发”解决，因此女人也没办法后退。当然，女性多元群体的状态，也不好一言概括。但我相信，女性的抗争具有潜在的刚性——不可被赎买和压制。而这就是女权运动的能量所在。